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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晦之后，历肃、代、德、顺四朝皆不见巡边使的记载，至宪宗时期，设置巡边使才被再次提上议程。元和十三年（818），宰相程异在安史之乱后首次提出在西北设置巡边使。《旧唐书·程异传》记载：“十三年九月，转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使如故。议者以异起钱谷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为不可。异自知叨据，以谦逊自牧，月余日，不敢知印秉笔。异知西北边军政不理，建议置巡边使，上问谁可使者，异请自行。议未决，无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程异虽已官至宰相，但因其出身盐铁转运一途而遭非议时，亦不得不远离朝廷中枢，选择致力于西北边疆的防务，建议设置巡边使并亲自担任。虽然由于程异突然离世，其亲任巡边使巡察西北边疆、整理军务的计划未能实施，但是设置巡边使的建议仍为朝廷采纳。在程异离世两月后，朝廷便另派左金吾大将军胡证担任此职。《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十四年（819）六月“癸酉，诏左金吾大将军胡证充京西北巡边使，所经镇戍，与守将审量利害，具事实奏闻”。因此，胡证应是安史之乱后的第一任巡边使。相比于睿宗景云时赵彦昭担任的“关内道持节巡边使”而言，“京西北巡边使”的名称更加显示巡边一事对于京城西北边地防御的针对性与重要性。

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朝廷先后以张贾、李拭、刘濛等为巡边使。《资治通鉴》记载会昌元年（841）秋八月，“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欲击回鹘以求功，奏称：‘回鹘叛将嗢没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为仇，请自出兵驱逐。’上命朝臣议之……时诏以鸿胪卿张贾为巡边使，使察回鹘情伪……春正月（会昌二年——引者注，下同），朝廷以回鹘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为巡边使，察将帅能否。”《新唐书·回鹘传》记载会昌三年正月，“乌介可汗余众讬黑车子，阿热愿乘秋马肥击取之，表天子请师。帝令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朝廷亦以河、陇四镇十八州久沦戎狄，幸回鹘破弱，吐蕃乱，相残啮，可乘其衰”。

可见，武宗时期的巡边使派遣是比较频繁的，这与武宗朝边疆战事较多及武宗的进取态势有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玄宗、宪宗时期，武宗朝巡边使的本官品级略低。兵部郎中、给事中虽然都是中央的要职，但也都是五六品的中层官员。鸿胪卿虽然是三品高官，但其权势与地位尚无法与六部尚书比肩。

宣宗大中三、四年（849—850），尚书左丞李景让曾出使巡边。此事史籍不载，唯许棠有诗《送李左丞巡边》可证。诗云：“狂戎侵内地，左辖去萧关。走马冲边雪，鸣鞞动塞山。风收枯草定，月满广沙闲。西绕河兰匝，应多隔岁还。”许棠为“咸通十哲”之一，曾于大中三、四年间在秦陇地区游历。大中三年正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称，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归唐，朝廷以太仆卿陆耽前往谕旨，并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邠宁节度使张君绪等各出本道兵马应接。同年六月十三日，张君绪奏收复萧关。诗云“狂戎侵内地，左辖去萧关”，说明此时萧关已然收复，可证此诗当作于大中三年六月十三日以后，则李左丞巡边一事也在其后。其间尚书左丞即为李景让。

李景让担任尚书左丞的时间，诸书所载不一。《资治通鉴》记载大中五年“五月，恐热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让就礼宾院问所欲”。《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闻恐热谋渡河，急击之，为恐热所败……恐热既至，诏尚书左丞李景让就问所欲。”严耕望考《新唐书·吐蕃传》所载误。其说可从。由此诗亦可证李景让应在大中三、四年间入朝任尚书左丞，并在三州七关归复后曾被宣宗委派出使巡边。因此，李景让对论恐热比较熟悉，所以不久后论恐热入朝，李景让便再次被宣宗委派与论恐热交涉。

约大中五年（851），尚书左丞徐商因党项叛乱任巡边使出使巡察。《新唐书·徐商传》记载：“大中时，擢累尚书左丞。宣宗诏为巡边使，使有指，拜河中节度使。突厥残种保特峨山，以千帐渡河自归，诏商绥定。商表处山东宽乡，置备征军，凡千人，襞纸为铠，劲矢不能洞。”此事李骘撰《徐襄州碑》亦有记载，只是未言明其任巡边使。碑云：“宣宗以北边将帅，懦弱不武，戎狄侵叛。公时为尚书左丞，诏以公往制置安抚之，归奏称旨。寻授河中帅节，又移襄阳。”安史之乱后，唐廷采取郭子仪的建议，将盐、庆等州的内徙党项部族迁至银州之北、夏州之西及绥、延等州，将吐蕃与党项分隔开来，避免二者联合对唐构成威胁。此次徐商巡边的地域范围和路线，记载虽并不明确，但会昌元年（841）以来，党项在灵武、邠宁、夏绥等镇的叛乱扰边活动愈演愈烈，故徐商巡边应在上述范围。

此外，《吴全缋墓志铭》提供了不少关于大中年间边疆及巡边的重要信息。此墓志篇幅较大，选取其中与巡边使有关者摘录如下：

至四年五月五日，属羌戎拒捍，纷扰边陲，纵兴偏师，犹轸宸虑。公奉命太原，宣节度使及监军取沙陀军一千骑救接淮安镇。宣帝以公怀韬钤之略，有减灶之机。上令监阵，取胜讨除。公天纵长材，神与筹算，不逾半岁，大破羌徒……洎五年，又以威州围逼，革命道途。二月廿二日奉恩旨往回中运粮，应接军士……又届七年，差随上枢元内侍充判官，往南山、盐、夏等一十余镇及七关等道巡边制置，时机夙蕴，卓荦异能，洁白无瑕，秋潭澈底，永清沙漠，长启塞关，规制有方，上美其最。

志主吴全缋出自有名的宦官家族，从其所谓曾祖开始，四代皆任藩镇监军使，多有军功。大中四、五年间，是宣宗对党项叛乱征讨的关键时期，吴全缋在此过程中奉命至太原征调沙陀兵，又往回中运输粮草济军，功劳甚大。大中七年（853），吴全缋又作为巡边制置判官在南山（或为山南西道）、灵武、夏绥等十余镇及七关巡边。此次的巡边制置使，墓志尊称为“元内侍”。虽然考诸史籍不得其人之名，但可以确信此次巡边使及其僚属判官是由宦官担任的。事实上，宦官担任巡边使外出巡边在唐后期并非仅此一例。早在文宗大和九年（835），宦官田全操就曾统军巡边。

《旧唐书·李石传》记载，大和九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刘行深巡边回，走马入金光门。从者讹言兵至，百官朝退，仓惶骇散，有不及束带、袜而乘者。市人叫噪，尘坌四起。二相在中书，人吏稍散”。巡边回京，引起了京城骚动，这与唐后期宦官势大，控制中央禁军的局势相符。与田全操、刘行深一同外出巡边的宦官还有周元稹、薛士幹、似先义逸、刘渶浰。这次宦官大规模至西北藩镇巡边与李训、郑注合谋发动“甘露之变”，诛灭宦官势力有关。《旧唐书·文宗纪》记载田全操出使时其职名为仪仗使。《资治通鉴》直接称此六人为“六道巡边使”。说明最迟至文宗时期，只要承担巡边任务，无论是朝堂官员，还是宦官，皆可称巡边使。

巡边使的派遣在五代十国时期依旧存在。《太平广记》引《野人闲话》记载：

蜀人王昭远，戊午岁为巡边制置使。及文州，遇军人喧聚，问之，言旧冢内有尸不坏，或以砖石投之，其声铿然。昭远往，见其形质俨然，如新逝者，冢中得石版云：“有唐故文州马步都虞候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于此。”昭远致祭，复令掩闭之。于墓侧刻石以铭之。

王昭远为后蜀大臣，官至山南节度使、西南行营都统。五代十国时期的戊午岁为后蜀后主孟昶广政七年（944，后晋出帝天福九年、开运元年），王昭远出使巡察边地，其职应为茶酒库使。此职掌管官茶与榷酒事宜，似为后蜀独有。

巡边使的职能，顾名思义就是巡察唐朝的边疆地带。由于巡察举措主要是沿着边疆驻防单位展开，意味着其没有固定的治所，在巡边途中与朝廷保持密切的联系，将边疆的各种情况上报，并根据需要与当地守将确定合适的防范措施。如上所引左金吾大将军胡证为京西北巡边使时，宪宗敕命其所经镇戍，与守将审量利害，具事实奏闻。具体来说，职责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即监视边疆部族的举动，防止其破关入侵。这也是为何巡边使常出现于周边部族有异动之时。可以说这是唐中后期边疆危机的主要预防机制之一。会昌元年（841），朝廷派遣鸿胪卿张贾为巡边使，主要因为回鹘叛将嗢没斯侵扰唐边境，吐谷浑、沙陀、党项请求出兵驱逐。面对此事，朝廷内部出现分歧，最后派遣巡边使至事发地区巡察监视。次年，朝廷再次派遣李拭为巡边使，依旧是因为回鹘在天德、振武以北屯兵，对唐朝的边境造成不小的军事压力。二是对内，即监察缘边藩镇以及各级组织的边疆防卫事宜是否符合规范，并协助其做好相关的防卫措施。《刘弘规神道碑》所载“寻又奉诏巡边，以观军实”，即此意。

巡边使在边疆地区发挥职能需要当地藩帅的配合与协作。李德裕撰《条疏太原以北边备事宜状》云：“云州之北，并是散地，备御之要，系杷头烽。今符澈虽修缮已毕，杷头烽内并未添兵镇守，事同虚设，恐不应机。未废杷头烽以前，杷头烽内旧有军镇数处，自废杷头烽后，并合抽却。望令巡边使速与符澈计会，却抽旧兵，依前制置。如旧兵已少，即与太原城下及闲处抽兵，其与山东连接处及西北镇兵，不在抽限。如更要筑堡城，亦委逐便制置。”朝廷要求巡边使李拭与时任河东节度使的符澈商量，抽取原驻守杷头烽的旧兵，以及太原等地驻军加强杷头烽的军事力量。

巡边使与藩帅的协作实际上促使了巡边使在唐后期的对内巡察职能向直接调整边疆防御措施转变。会昌五年（845），刘濛任巡边使时朝廷颁布的诏命说明此时巡边使应该已经获得调集地方藩镇兵的权力。李德裕撰《巡边使刘濛状》云：“缘天德、振武两处兵力寡少，恐须临时接借。望委刘濛与节度防御使仔细商量，据下切要闻，不得妄令申请。其幽州兵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续降中使赐诏。”朝廷委派巡边使刘濛在天德、振武两镇巡边，监视回鹘，但是担心刘濛因两镇兵力不足而寻求调兵于他镇，其中幽州镇的兵马首先被朝廷明令禁止，而是要求等到初冬，朝廷重新派遣宦官才能调集。也就是说，如果朝廷事先不禁止，刘濛应该是有权要求幽州藩帅以所部兵马支援其巡边行为的。至于此次朝廷禁止刘濛调集幽州兵马，可能与当时各藩镇以及朝廷与藩镇之间的制衡格局有关。

巡边制置使之名的出现也是巡边使组织边防军务职能扩大的体现。会昌年间巡边使李拭巡察途中被要求“逐便制置”，大中年间元内侍与后蜀茶酒库使王昭远皆以巡边制置使之名出巡。此职实际上是巡边使兼有制置使之权后二者合并而成。制置使之名最早于德宗建中年间便已出现，主要负责经营谋划边防军务，因此对地方军队拥有一定的调拨权。巡边使与制置使的合并，一方面说明巡边使在出巡时对于边疆地区防卫工作的职责越来越重，同时也意味着其成为唐中央与地方藩镇在军事领域联系的一个纽带。

二、从宰相出使到藩帅巡边

唐朝最早以宰相身份充节度使巡边之事始于开元十年（722）五月张说到朔方军巡边。《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十年“闰五月壬申，兵部尚书张说往朔方军巡边”。此处虽不载张说宰相官职，然其自开元九年（721）为兵部尚书时即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衔，是名副其实的宰相。由于这是唐朝自立国以后第一次派遣宰相充节度使巡边，故此事无疑是玄宗朝的一件大事，玄宗诏百官于郊外饯行，并御撰《送张说巡边》一诗，以示恩宠。张说为此亦作《将赴朔方军应制》唱和。此外，源乾曜、张嘉贞、宋璟、卢从愿、许景先、韩休、徐知仁、崔禹锡、胡皓、王翰、崔泰之、王丘、苏晋、王光庭、袁晖、张九龄、徐坚、崔日用、贺知章等近20位高官，皆以《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之题撰有赠张说巡边之诗。足见此次巡边之事声势浩大，君臣重视。当然，此次巡边影响重大。当年九月，张说平定了康待宾余党康原子的叛乱，受命将河曲6万胡人迁徙至许、唐、邓、仙、豫等内州。更为重要的是张说巡边回朝后，奏罢20万戍边军队归农，并将唐代的府兵制奏改为募兵制，彻底改变了唐朝立国以来的军事制度。

张说此次巡边虽然仅兼任朔方节度使，但是巡察的范围并不止于朔方地区。张说将河曲6万胡人安置的许、唐、邓、仙、豫五州主要位于河南地区，故而此次巡察的范围其实已经到了河南。当年八月，张说完成巡边任务，返回洛阳向玄宗复命。

开元十一年（723）正月，张说随玄宗车驾由洛阳向北至潞州、并州，并与玄宗及同行侍臣唱和。此次巡边，席豫有《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一诗可证。其前两句云：“圣帝重兵权，分麾属大贤。中军仍执节，丞相复巡边。”“复巡边”说明席豫这首诗是为张说第二次巡边所作。张说撰诗《巡边在河北作》两首，其中一首提到时间与地区，值得注意。诗云：“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有学者认为此诗作于开元十年（722）闰五月初二。此说法值得商榷。上引《旧唐书·玄宗纪》知张说于开元十年闰五月壬申（初二）才刚刚由洛阳出发至朔方，怎么可能有“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的感叹呢？所谓“去年六月西河西”应该指的是开元十年六月，张说巡边至朔方地区。此处“西河”当指战国以来的西河郡，西河以西即关内道北部地区，属于朔方节度使的节制区。而“今年六月北河北”则说明开元十一年，张说在随玄宗驾幸洛阳之后，还曾至河北地区再次巡边，极有可能是这年六月与王晙一起被分派出去的。席豫诗中“圣帝重兵权，分麾属大贤”也可印证张说、王晙分别向东、西巡边。而《巡边在河北作》恰好作于张说巡边至河北地区，时间应该在这一年的六月或稍后。

开元十一年六月王晙巡边则有明确的记载。《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四月癸亥，吏部尚书、中山公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五月，王晙为朔方节度使，兼知河北郡、陇右、河西兵马使。六月，王晙赴朔方军。”与张说相比，王晙的职权有所扩大，除了以宰相身份充朔方节度使外，还兼任河北、陇右、河西兵马使等职，这应该与王晙巡察的范围扩大至这三节度使辖区有关。两唐书《王晙传》均未记载其巡边一事，然《文苑英华》存玄宗御撰诗《饯王晙巡边》，以及张说《奉和送王晙巡边应制》、张九龄《饯王尚书出边》二诗皆可证王晙确有巡边之举。此次王晙巡边虽然也得皇帝作诗恩宠，但明显不如张说巡边时声势浩大。这一差别或许是由于张说巡边有肇始之功，而王晙不过是后继为之，所受到的待遇自然有所不同。玄宗在开元十年（722）后，连续两度以宰相兼任地方节度使巡边的举动与当时唐朝的边疆局势有密切关系。自开元八年（720），突厥多次袭扰甘、凉等州，兰池州叛胡占据长泉县、攻陷六胡州等，因此宰相充使巡边无疑是玄宗应对边疆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

安史之乱后，宰相充使巡边得以延续，成为藩帅巡边的来源之一。大历十四年（779）十月，崔宁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兼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等使、鄜坊丹延都团练观察使巡边。从崔宁担任的官衔来看，明显有玄宗时期宰相充任节度使巡边的痕迹。崔宁此次巡边至夏州境内，与刺史吕希倩协作招抚了众多党项部众。可以说此次巡边收获颇丰。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李晟统领所部兵马勤王，驻军于咸阳，不久李晟任凤翔、泾原节度使，曾数次出军巡边。其中兴元元年（784）十月，李晟巡边至泾州时，因刺史田希鉴欲谋害之，反被李晟设计诛杀并灭族。

乾符年间（874—879），高骈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也曾有过巡边举动。《太平广记》记载：“渤海王太尉高骈镇蜀日，因巡边，至资中郡，舍于刺史衙。”高骈在乾符元年十二月至五年正月（874—878）任西川节度使，其巡边之事自当发生于这一时期内。考乾符年间西川节度使所领州郡中未有“资中”之名，故而“资中郡”应为“资阳郡”，即资州之误。资州位于西川与东川接合处，至德二载（757）两川分置时，本属东川，后于元和四年（809）与简州一起割属西川。东西两川自分置后，长时间处于不和甚至敌对的状况之下。因此资州与东川节度使辖区相邻，对于西川镇而言，亦属于边地。

与玄宗朝宰相充节度使巡边相比，安史之乱后藩帅权势扩大，朝廷已无官可授，故藩帅多加宰相，或检校宰相名号。这种由宰相为重向藩帅为重的巡边举动的转变，与安史之乱前后中央与地方政治格局的变迁相适应。巡察辖区内的边地也转变为缘边藩帅的基本职责之一，且节度使在巡边途中可以根据需要临时处置各级将校官吏。崔宁、李晟巡边说明藩帅的巡边活动常出现在节度使新到任之后，可视为藩帅对其管控区的防卫所做的一次主动巡察。高骈巡边则说明缘边地区藩帅巡边不仅是针对整个唐朝的边疆地带，其辖区内与其他藩镇相邻的区域在唐末实际上也被藩帅个人视为边地，纳入巡察范围。

三、巡边体制与唐代的边疆防御

唐代史籍中多次提及皇帝亲自巡边之事。《资治通鉴》记载先天元年（712）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上皇诰遣皇帝巡边，西自河、陇，东及燕、蓟，选将练卒”。此次皇帝巡边与奚和契丹南下有关。然而由于朝中局势的变化，次年正月睿宗又下诏“皇帝巡边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约八月复集，竟不成行”。又《敬昭道墓志》云：

时西戎叛唤，虔刘边邑，是时天子大□斯怒，亲齐六军，乃命凉州都督薛讷为前锋。公料其贼形，无庸必毙，乃抗表克日，请罢巡边。圣旨回环，优问臧否，信宿军书至，其日贼果败亡。天子嘉之，擢拜监察御史。

“西戎”，指吐蕃。开元二年（714）七月，吐蕃入临洮军、兰州、渭州，掠群牧。玄宗震怒，起薛讷摄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使，率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以御之。据墓志可知，薛讷等人出击只是作为先锋，玄宗已经有御驾巡边亲征的意图，圣旨已下，召募将士，克期进发，只是不久后吐蕃溃败，亲征巡边之举遂罢。故而玄宗两次亲自巡边活动最终都未能成行。唐朝其他诸帝皆不见有亲自巡边的举动，这也意味着有唐一代皇帝亲自巡边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其在边疆防御层面的效用是微乎其微的。故而唐朝的巡边体制即由巡边使、宰相充使与藩帅巡边三种巡边活动构成。

唐立国之初，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府州与都护府结合的制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周边部族多遵奉唐皇帝为“天下共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边疆地区的绝对稳固，一旦唐朝与周边部族的关系恶化，羁縻府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且与羁縻府州相接壤的边疆州府也会快速受到攻击与侵占，因此如何组织边疆地区的防御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睿宗景云二年（711），赵彦昭首次担任关内道持节巡边使一职是朝廷直接设置专使应对这一问题的尝试。景云年间唐朝边疆扰动。同一时期默啜可汗率兵击败娑葛、控制契丹和奚，其地东西达万余里，拥兵40万，进入颉利可汗之后突厥最为强盛的时期。这对唐朝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赵彦昭以持节关内道巡边使之职出巡的目的即为巡察边州防卫，监视突厥举动。

开元四年（716），唐朝与铁勒九姓联合征伐突厥，默啜本人在此战中被杀，战后有大量突厥部众降唐。御史中丞姜晦即在战后被玄宗委派以巡边使处理战后边疆事宜。张知运作为此次北伐突厥的东道大总管，对待突厥降户“尽收其器仗”，解除武装的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姜晦“悉给还之”，不仅使降户复叛，且直接导致了张知运被俘虏。事后张知运虽然因战脱身，却被玄宗以“丧师”之由斩杀，实属冤屈。姜晦不仅不受惩罚，反而升迁至太常少卿，这种异常现象实际上与玄宗开元初年重用姚崇、宋璟制定“偃武修文”“厚抑功赏”政策有关，默啜死后，朝中主战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这说明巡边使作为朝廷派遣的临时性使职，其在边疆防御层面是否发挥应有的功能会受到朝中局势的影响。

安史之乱后历任巡边使在西北边疆防御方面发挥的功能越来越明显。首先是巡边使派遣的频率提高，文宗、宣宗在位时期派出的巡边使皆不少于两次，尤其武宗为应对回鹘袭扰，在会昌元年（841）至三年每年皆派遣巡边使出巡，或察回鹘情伪，或察将帅能否。甚至武宗在回鹘内部出现分裂后，阿热愿请求出兵征讨乌介可汗时，也是派遣巡边使先行详察其状，为后续征讨做战前准备，后因武宗去世而罢。如此高频率的派遣足见巡边使在武宗打击回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宦官势力也跻身巡边使。文宗大和九年（835）田全操、刘行深等六人出使巡边虽然有文宗减少朝中宦官势力的谋略因素，但具有滔天权势的宦官出使巡边本就意味着巡边活动在朝廷边防事务中重要程度的上升。大中十二年（858），元内侍以巡边制置使再度出使巡察十镇七关更是如此。当然，每次巡边任务的侧重可能有所不同，且因其并未完全固定，因事而置、随事派遣的优势，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这一使职的灵活性与高效性，成为唐朝边疆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略迟于巡边使的宰相出使巡边在唐开元年间的边疆防御方面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实际上，宰相巡边与巡边使巡边具有相似性，皆是朝臣直接派出，不同之处在于宰相巡边的规模更大，巡察的范围更广阔，在一定程度上有代皇帝巡边的意义。张说、王晙巡边的范围非常广阔，从西北到北面，再到东北的广大边疆地区，都在宰相巡察的范围之内。这一方面是开元年间国势昌盛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唐朝对于边疆防御事宜的重视。

唐中后期的藩帅巡边成为缘边藩镇边疆防御的重要途径。安史之乱后唐朝基本失去了对河西、陇右二道的控制权，都城长安西面和北面直接暴露在吐蕃、党项、回鹘等部族的侵袭之下，唐朝控制的区域不断回缩。处于缘边地区担任边疆防御功能的藩镇有剑南西川、东川、山南西道、凤翔、朔方、泾原、鄜坊、天德、振武、夏绥等镇，基本包括张国刚划分的边疆防御型藩镇中西北的全部和西南的部分。对于唐朝来说，这些缘边藩镇是防遏西北部族的重要屏障。唐中后期藩镇抵御侵扰的军事行动可以分为藩镇单独防御和多镇联合防御，而藩帅巡边无疑是藩镇内部独自的防卫活动。从现存资料来看，藩帅的巡边至少有两个层面的价值，一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震慑甚至降伏属地部族的叛乱；二是加强对下级将校官吏的监管，避免内部叛乱。因此，藩帅巡边并不是简单巡察边界的行为，而是安定边疆局势的重要手段之一。

朝廷因事而置的巡边使与缘边藩帅的巡边活动共同构成了唐中后期巡边体制的核心内容，即在边疆防御方面，朝廷与地方藩镇在互相协作的状态下抵御周边部族的侵扰。朝廷为了保证自身的权威与巡边活动的高效实行，赋予了巡边使监察边疆将帅的权力。这种巡边活动实际上是朝廷管控下的中央与地方合作模式。

这种合作式的巡边体制形成于唐代中后期的原因需要从唐代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去探索。首先，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政权较为持久的军事冲突与对抗是巡边体制形成的背景。如上所述，张说初次巡边时，其目的地在朔方地区，尔后几次巡边使也多至朔方。其主要原因是朔方地区是抵御突厥、回鹘的边界地带。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迅速减弱，朝廷不仅在边防上需要回鹘的军事配合，其内政也需要回鹘的支持，因此处理与回鹘的关系，防范其趁机侵扰，更成唐朝经略边疆的要务。

巡边体制的形成也与唐和吐蕃的军政局势密切相关。唐后期吐蕃侵袭唐都关中有时会由大震关转而趋长武、郴县的北道南下，但京西的凤翔自始至终都是防御吐蕃的重地。因此京城以西地区也在巡边使的巡察范围。如上所引，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六月以左金吾大将军胡证为巡边使之职前冠以“京西北”之区域名称。其中京西的巡边自然是巡防与吐蕃接壤地区的边界。吐蕃占据河西、陇右二道后与唐朝在河湟地区长时间拉锯，大体以弹筝峡西口—清水—同谷—大渡河一线为双方的边界地带。唐朝巡边体制在西北与北疆而非压力更大的西疆，主要得益于唐后期形成的专门针对吐蕃的防秋兵制度。对与吐蕃接壤地区的巡察监视自然是防秋兵制中该有的一环。

其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这种巡边体制形成的另一背景。通常而言，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最直接的贡献在于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安史之乱后，与民族政权接壤的缘边地区的藩镇对于唐朝而言，早已无力贡献赋税，相反诸镇的各类开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盐铁转运、度支，以及皇帝内库系统的调拨。这就决定了西北藩镇对于唐朝而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御边。但是唐后期的藩镇体制又意味着这种大军区制的地方政府在所管辖区内掌握了民政、军事、财政、司法权力于一体后，其自主性非常大，因此缘边藩镇的边地无疑具有地方藩镇和唐朝共同边疆的双重属性。这就决定了唐后期西北边疆的巡边防御活动需要中央派遣的巡边使与地方藩帅巡边互相配合来完成。

结语

综上所论，由于西北边疆扰动，睿宗景云二年（711），赵彦昭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充巡边使，开启了巡边使巡察边疆的先例。玄宗开元年间朝廷不仅继续派遣巡边使处理战后的边防事务，且还多次委派宰相兼任地方节度使巡边。安史之乱后巡边使的设置更为常态化，西北边疆有战事，或边疆民族有异动，朝廷会根据需要派遣巡边使，由于宦官势力的兴盛，巡边使有时也由宦官充任。宰相充节度使巡边则转变为地方藩帅巡边，定期巡察辖区边界成为缘边藩帅的职责之一。由于西北藩镇的边界具有唐朝边疆与藩镇边地的双重属性，使得巡边使与藩帅巡边协作成为唐中后期巡边体制的核心。

巡边使的主要职责，一是巡察西北疆域军情动态，快速上报朝廷；二是监视边镇将帅是否称职，御边事宜是否得当。虽然其职能的有效发挥会受到朝政局势的影响，但安史之乱后巡边使在西北边防中的作用是不断加强的，且其对内巡察的职能有向直接调整边防措施转变的趋势。藩帅的巡边通常也伴随着重大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可以与边地将领官员合作招抚当地部族，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监察管内将校官吏的作用。这意味着巡边使与藩帅的巡边活动都从对外、对内两个层面发挥监察巡检的职能以保证边疆地区的稳定，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巡边体制，在唐中后期西北边疆防御体系中发挥着特有的作用。探讨唐代巡边体制有助于丰富古代边疆治理的研究。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