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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回想这一段逸事，我记起了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那仿佛是专为他写的。不过，与苏童笔下的“朋友”还有些不同，他只是一位自称朋友的陌生人。除了以文会友，别无所求。告别之后，好像还收到过他的一两封信，但不久便杳无音讯了。我有时会想到他，不知道后来过得还好吗，做什么职业？我不敢肯定他会适应，更谈不上喜欢早九晚五的机关工作或加班加点的公司生活。但无论适不适应，现在都差不多该退休了。我更好奇他跟云南的女友谈成了没有？如今还写诗吗？

文学热

艺术家徐冰在评论八十年代时曾经说过，诗人就是那个时代的摇滚乐歌星。的确如此：他们身无分文，却自带光环，行走天下，四海为家。我的那位“朋友”是不是诗人，谁说了算？好在也没人深究。

大学四年，外加研究生两年，我记忆中的北大宿舍，不知道接待过多少临时借宿的来访者。他们挤进四到六七人一间的房间，坦然地盖着别人的被子睡大觉，完全没有后来养成的洁癖，也从不讲究什么隐私和个人之间的界限。那样一种生活状态，仅仅只是因为习惯和敏感的改变，就再也回不去了。有一天夜里，同班的女生忽然带来了一位军人，听她介绍，正是当红的军旅作家。她见我的房间里的一个床位恰巧空着没人住，便对我说好吧，他今晚就住你这儿了。说完挥挥手，扬长而去。结果，我们俩儿在宿舍里聊了起来，从当下的文学作品一直聊到他去天山军营体验生活的经历。都是文学爱好者，凭着文学的话题，到哪儿都可以交上朋友，不会因为没话说而感到尴尬。列宁评价《国际歌》时曾经写下了一段诗一般的语言：一个有觉悟的工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文学就是那样一个奇妙的旋律，它把天南海北的爱好者们，聚集在了一起。

除了这些外来的不速之客，还有一些外系的同学，也来上我们的课，还经常出没于我们的楼道和宿舍一带。那是中文系最风光的时候，尽管好景不长，到了1983和1984年前后，最受欢迎的人文社科专业就变成了国际经济那样的实用学科了。当时有一位法律系的学生，酷爱写诗，申请大学时第一志愿是中文系文学专业。没想到被法律系录取了，但对法学毫无兴趣，得空便来找我们聊天。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头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从高空俯视大地，于是得诗二句：我看见长江黄河，像两条蜿蜒飘动的无字挽联，从天空垂向大地。多年后，我又见到了他，终于有机会告诉他，我们当时全都被他的这两句给震住了。他说是吗，有这事儿？时过境迁，他现在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法学家。

那时文学专业的学生与现在不同，一心一意想当作家。为此，我们班还自办文学刊物。一开始条件简陋，只能亲自动手刻钢版和油印。后来五四文学社编《未名湖》，鸟枪换炮，变成了铅字排印，还配上了套色的封面——这件事儿让我们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特有成就感，而且还骑上自行车，分头到别的校园去叫卖。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十年所压抑的精力和热情借着文学的出口，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火焰的余烬在四十年后的文坛上，仍然依稀可辨。但造就了火山的那个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早已荡然无存了。

大学校园中这一现象，体现在知识界和大众媒体上，还产生了其他的伴生品，如美学热、比较文学热，并且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汇入了文化热的大潮。它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借助文学、美学和文化等名义，表达了发现自我、获取自由、走向世界和拥抱未来的强烈渴望与诉求。因此，这些名义本身被赋予了超出其自身范畴的时代特殊性和更广泛、更宏大的意义。八十年代出版了好几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它们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例如，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至1983年推出了“走向世界丛书”，所收书籍皆为晚清官员和文人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欧美游记和观感。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编辑出版了一套以编译或编著为主的丛书系列，粗略地介绍现代西方的思潮与流派，总标题为“走向未来丛书”。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一套影响深远的丛书，就叫“文化：中国与世界”。文学之所以导夫先路，那是因为它可以将这些话题及其背后的诉求全部囊括进来，而文学自身的表达方式却又是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当时的大学生们，尽管不少都已不再年轻了，但对不熟悉的事物皆心存好奇，对从未涉足的领域都想要了解。在他们眼里，关乎人类的话题，全与自己有关。在文学的旗帜下，大家疯狂阅读，并书写自己与世界的故事。

商伟在北海九龙壁，1980年代。

解冻

八十年代的大学文化绝非异峰突起，也不是时代的孤岛。它看上去波澜壮阔，实际上源远流长。冰封十年的河床下面，可以听见河水在淙淙流淌。

作为对先前十年的反省与反拨，上述热潮正源起于十年间对现状不满的青年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留城工作的年轻工人和社会闲杂人等。他们在此期间组织了各种读书小组和其他同人组织，大体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文学阅读和写作为主，例如上海的地下诗歌沙龙，还有围绕着河北白洋淀为中心而形成的知青诗人群体，其他地区的知青也不时慕名来访，因此产生了跨地区的影响力；二是以思想讨论为中心的读书小组，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也散见于一些厂矿、乡村和农场。

他们共同的思想资源大体上来自早前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此外还有西方思想哲学名著、俄苏文学与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作者的文学批评选集。其中的很多出版物在十年间都已销声匿迹，但私下传阅却屡禁不止。

此外还有一个意外的重要资源，那就是内部发行、供批判参考的“灰皮书”系列。这一系列始自1961年，于1966年被迫中断。1971年以后陆续恢复出版，直到1978年结束。与此相关的，还有1962年至1965年间为了配合批判修正主义而专门出版的一批“苏修文学”作品和文艺批评著作，也包括一些西方与东欧的戏剧小说等等，封面多为黄色。而1971至1978年又刊印了一批欧美书籍，封面改成了白色，因此又分别称为“黄皮书”和“白皮书”，实际上是同一系列的不同时期的出版物。据不完全统计，这几套系列前后出版了两百多种，以灰皮书为最多。其中包括南斯拉夫政治活动家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俄国政治家托罗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不断革命”论》，还有后来在国内影响深远的哈耶克的那本《通向被奴役之路》。文学作品有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法国作家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厌恶及其他》。此外还有苏联的思想论著和五十至六十年代的“解冻”文学（如伊利亚·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以及西方小说戏剧、历史传记、社会政治理论和文艺批评等不同种类。它们印数虽然有限，也没有公开发行，但可以凭着某一级别的介绍信在大城市的新华书店买到，于是很快就流入了民间，并且通过手抄和油印等方式而广为流传，成为一代青年人的启蒙读物。

当时还有一些专门刊载国外讯息报道的报刊，例如《参考消息》、供内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又称《大参考》）和1973到1976年编辑发行的《摘译》。《参考消息》是可以订阅的，在街头的读报栏和各级政府部门——包括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里，也都能读到。进入七十年代后，据说发行量高达百万份，至1979年竟然达到了九百多万份的天文数字，实际阅读人数还要翻好多倍。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曾经写道：其中的主人公为了读到当天的《参考消息》，甚至主动要求去大队部值夜班。1973年9月11日，智利总统阿连德手执冲锋枪，在总统府与叛军作战直至战死。不久之后，《参考消息》就连载了前后事件的报道与分析。那一段时间，我像读连载小说那样，每天都如有所待，心情也随着每天的阅读跌宕起伏。

《摘译》杂志

随着“文革”的结束，前面说到的青年群体逐渐从地下浮出水面，进入社会。由于年龄和职业等原因，其中的一些人物未能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但也有不少进入了大学，他们所推动的思想文学活动也开始顺理成章地转入大学校园。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78级，一共五十一位同学，从三十一岁到十六岁不等，平均年龄大概在二十五岁。他们分别来自全国当时的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各行各业。有的是中小学老师，或者只是临时代课的老师，有的来自工厂和部队，包括现役军人；有的来自农村，除了上山下乡的知青，还有农民家的孩子，挑着行李第一次乘火车离家远行。只有极少数几位年纪最小的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的同学都早已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久经历练了。在一个历史转轨的特殊时刻，来自天南海北的不同年龄、不同背景和不同身份的我们，由于机缘巧合而聚到了一起。只不过这看上去可不像什么大学，简直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些同学当中，有不少人都在先前参与阅读和传抄了所谓的“地下文学”，私下里作诗或写小说，也或多或少地接触过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我在班里年纪最小，但也读过灰皮书中的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等作品，而其中所收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集，以及白皮书中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则是进大学以后才读到的。

四十多年后回头来看这一段历史，不仅恍若隔世，而且处处都显示出反讽的张力，也难免产生误解和隔膜。无论动机如何，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所带来的实际效果，皆非出版者始料所能及，而背后的故事又与冷战的背景紧密相关。但不论是政府高层还是下乡知青，都从中各取所需，也各有所得，由此铸就了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史上一道五彩斑斓、错综纷繁的风景线。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即便是在那十年间，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也没有完全封死，当代的信息在供“参考”和“批判”使用的名义下，仍然被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与介绍进来。当时的年轻人就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不放过任何一本经手的书籍和报刊。他们会反复阅读一本书和一份报刊，直到从中榨取了所有需要的养料。文学书籍尤其受到欢迎：它们像穿透暗夜的一道光，照亮了年轻人的内心和身边的世界，也激发他们去反省自我及其所处的时代。他们从不满走向反抗，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产生了克服和超越它的渴望与动力。

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977年初，首先是五六十年代的书籍开始重印，电影也重新放映。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早在1973年，一些部队机关大院就已经开始放映这些影片了，直到1975年底才告结束。我记得当时看过《冰山上的来客》《小兵张嘎》《战上海》和《停战以后》等。在《停战以后》中，我第一次看到了燕京大学的校园，也就是后来的北大校园。其实，在七十年代初，尽管我不过初识文字，但从父亲的文件夹中读到一份不寻常的材料时，便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政治启蒙的震撼教育。我望向窗外，眼前的世界刹那间倾斜、颠倒。

电影《停战以后》（1962）海报

这或许并非一时的错觉，天翻地覆的时代正在到来。自六十年代末与邻国发生军事冲突之后，中国迫切需要改善国际环境，世界格局发生了剧变。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第二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而此前一年既有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此后一年又有费城交响乐团中国之行的破冰之旅。正是在1971年，灰皮书决定恢复出版，同年，白皮书也开始印行——这一切都发出了国内和国际政治气候回暖的讯号。外表看去，一切仍在继续，但从每一个隐秘的内心中，已经听到了冰裂的声音。当今的全球政治又一次历经严冬，对于每一个过来人来说，回想解冻初期的心情，都难免会有时光倒错，今夕何年的感慨。

与七十年代初中期所发生的变化相比，1977年初的松绑，尽管是正式的和全面性的，但在一开始却显得太过谨慎。1月1日首批公映的影片只有六部：故事片《秘密图纸》《小兵张嘎》《大浪淘沙》和《平原游击队》，以及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轻歌剧片《洪湖赤卫队》。这些都是五六十年代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令我感动而难忘的是，放映《东方红》和《洪湖赤卫队》时，几乎全场的成年人都随着影片，从头唱到尾。多年后我到美国留学，竟然在托纳多雷导演的《天堂电影院》中重温了这一场景：那座小城电影院的观众，被自己倒背如流的影片对话感动得声泪俱下。

与电影的重映相似，每一本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旧书重印，都会带来一次购买的热潮，捷足先登的书籍得到了额外的关注。与此同时，新书也应运而生，涌入市场，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抢购场面。《读书》杂志在197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李洪林的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大张旗鼓地为全面解禁发声正名。此文一出，当即引发了一场大辩论。批评者引经据典，振振有词，但为时已晚，大势已去。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二批入学的大学生，我们七八级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因为只比七七级晚入学一个学期，许多课都是一起上的。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很早就选修了这方面的文史课程。作为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的必修课包括为期一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长达两年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有“欧洲文学史”和“俄苏文学史”等课程。此外，我们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旁听外系的选修课和五花八门的讲座上。从这些课上和讲座中，我们了解到了许多还没有译成中文的作品。

那个时候的报刊杂志与文化界、知识界还不分你我，兴奋点高度一致，也格外集中。如果一部新书敲在了时代的敏感点上，即刻一呼百应，在大学生手上飞快传阅。文化界的名人也几乎有求必应，北大学生出面邀请讲座，都不会拒绝。第二教学楼有几个大阶梯教室，可以分别容纳两百至四百人。如果听众太多了，就改在学校的小办公楼举行。

作为文学专业的学生，我们自然格外关注有关文学的话题，听过了无数名家的讲座。有一位今天早已被遗忘了，因此尤其值得一提。他就是社科院外文所的陈焜先生，著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我记得书中有一篇介绍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主要借助黑格尔的评论，探讨恶与历史推动力的问题，行文之间，散发出迷人的思想气质。他曾经在二教的阶梯教室讲欧美现代小说，而且好像还讲了不止一次。我听了他讲《尤利西斯》的那一场，至今印象鲜明：他手握话筒，俯身在讲台上，从不提高嗓音，但吐字清晰，不动声色而声色俱在。印象中他一字一顿地朗读并解说了小说中一段镶嵌了各种语言的段落，那是他自己翻译的文字，引来了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声。《尤利西斯》当时还没有中译本，我们对这部小说的最初印象便来自这场讲座，后来才读到有关的介绍。但那一场讲座下来，已经令我们对这部从未读过，或者读过之后也未必会爱上的小说而感到激情澎湃，并且充满了期待。在那个供不应求的时代，我们让自己的向往和想象走到了阅读的前面。

陈焜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

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下，西方现代文学和思想究竟是如何引进、介绍和翻译的呢？具体来说，哪些著作被挑选出来，又为什么被选中呢？其中当然不乏偶然性和随机性，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的决策，以及有关专家和译者的推荐和参与。这是我们了解八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值得深入研究。当然，书籍出版的情形相对复杂，周期也很长，无法完全满足读者的迫切需求。相比之下，各类杂志刊物就更灵活，也来得更及时。我们当时经常光顾的刊物，有1980年创刊的《国外文学》，还有1978年复刊的老牌的《世界文学》。我们等待着每一期刊物的出版，迫不及待地抢在第一时间读到。它们译介的作品往往发表于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或数百年之前，但它们在被译成中文的那一刻获得了重生，或者说，被重新创造了出来。我们在与之相遇的语境中捕捉那些陌生的讯号，从中获得启示和相关性的感悟，并且化作自身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在重新打开国门，对世界开放的时刻，所有外部的信息，尤其是有关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信息，在同一个瞬间蜂拥而至。这些信息从原初的历史语境中被抽离出来，在国内的接受者的眼中，形成了一个共时状态。对这些信息的接受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的现实处境与自我认知。所以，一方面是接受者及其时代的局限；而另一方面，当时所接受的外部世界的信息本身，也不无局限：当我们面向西方世界张开双臂时，对所谓后资本主义时代几乎可以说是全然无知的。如何在积极重建现代个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与反理性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解构主义达成和解？怎样在拥抱现代性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解释并理解那些来自西方思想界内部的源源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发展主义的批判？这些内在的张力和矛盾预示了多重走向和不同愿景，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也将从现实中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思想资源。尽管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有关大众文化批判的西方理论已经开始进入国内，但并未形成气候。当时的知识界对即将到来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以及网络文化的一统天下，都难以预见，也缺乏准备，应对调整更需要时间。但历史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供大家去体验、探索、消化反刍和自我反省，时代疯狂疾驰的列车踩了一脚急刹车。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从震惊和休克中清醒过来，便被新一轮的改革和下海狂潮裹挟席卷而去。而对八十年代自身的反思又一再延宕，无法正常展开。接下来上演的是光怪陆离的九十年代版的悲喜剧《大浪淘沙》。

乌托邦

解冻之后是苏醒，仿佛经历了一个火红的沙漠时代，又如同是从严冬的沉睡中醒来。有人曾用走出中世纪来比喻这一段历史，未必经得起深究。然而从每个人身上瞬时爆发的精力与热情，的确令人想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外部的禁锢发生了松动，随之而来的是内心世界的解放。有那么多引人入胜的话题和值得关注的领域，大学生们一时间目迷五色，饥不择食，虽自不量力，却又不由自主。那时学校的伙食极差，学生的健康状态堪忧。校园实施灯火管制，入夜宿舍一律按时熄灯。可是学生们并不领情，往往在熄灯后就转移到楼道乃至路边昏暗的灯光下，接着读书，直到凌晨。夜猫子持续夜读，却没有妨碍那些早起的鸟儿每天早起。清晨的未名湖边四处可见诵读外语的学生，他们各据一方，互不妨碍，并且日复一日，以此为常。这无可理喻的疯狂状态，让我们看到了个人一旦被调动起来，可以释放出何等惊人的能量。

记得当时一家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俄国画家列维坦作于1897年的油画《春潮》：正当春汛季节，凛冬的寒意犹在，可是画面上的几棵白桦树仿佛已经从涌动的春潮中汲取了足够的力量，正在向上抽伸和生长着。白色的枝桠上尚无绿意，但在湛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那样新鲜可喜，整个画面洋溢着苏醒的生机。是的，春天正在来的路上。这初春的苏醒也让我想到当年读到的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小说的主人公虽然有着一颗“黄金般的心”，却常年陷入懒惰、慵倦和无所事事的沉睡状态。用时下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彻底“躺平”的人物。小说过半，仍然没能从床上起来。这是一部完全没有行动的小说，是颠覆了小说叙事传统的一部反小说。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奥勃洛莫夫庄园的描述：整个村庄终日处于昏睡之中，日将午，仍旧看不见一个人影。偶然有人坐起身来，嘟囔了几句没人听得懂的梦话，接着打了一个哈欠，又倒头睡去。小说的这些描述与先前风风火火的运动状态看似相反，但它所揭示的沉闷荒凉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内心写照？谢天谢地，我们就此告别了奥勃洛莫夫庄园，去拥抱一个令人全身心向往并为之欢欣鼓舞的新世界。

没有人说得清那个新世界究竟是什么，却似乎十分确定它不是什么。人们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来定义它。八十年代初中期知识界展开了对人道主义，以及青年马克思有关“异化”问题的讨论。这既是对之前所造成的种种破坏的一次清算，也意味着重建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努力。而以反省过往经历而得名的“伤痕”文学，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尽管批判的对象十分明确，正面的愿景却异常抽象而模糊——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折中拼凑而成的人类大同的乌托邦想象。这一想象更多地诉诸感情而非理智，其表达途径是文学的而非理论的。戴厚英于198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人啊，人！》，为这个大写的人字打上了一个感叹号，将它化成一声叹息。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在联合国的倡导下，举行了全球性的庆祝活动。为此，百名歌手在北京联袂演唱了《让世界充满爱》。在香港和台北，罗大佑作词作曲的《明天会更美好》也献上了对明天的虔诚祈祷，一时间唱遍了海内海外，大江南北。《让世界充满爱》的词曲作者远不及罗大佑有名气，但风头不减。它由三首歌组成，第二首从“我”对“你”的诉说开始，将听众带入了我与你的面对面的亲密关系：“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接下来主语变成了复数的“我们”，而这个“我们”是以前面所设定的我与你的全新关系为基础的：“我们同欢乐，我们同忍受，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我们共风雨，我们共追求，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这个由“我们”组成的共同体是没有边界，不分你我的：“无论你我可曾相识，无论在眼前在天边。”而维系我们的，除了共同的爱、渴望和生命血缘，还有理解与信任。第三首因此唱道：“如果你，如果我，失去理解和信赖，一切都将不存在。”这个建立在理解与信赖基础上的人类共同体看上去无比美好，却也异常脆弱，并且像海市蜃楼一样虚无缥缈。《明天会更美好》表达了同样乐观的期待和展望，但同时投下了饥荒和战火的阴影：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

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和战火

依然存在的消息。

据说最初一稿的歌词更加灰暗，也不乏愤怒。相形之下，《让世界充满爱》听上去就如同是来自天堂的福音。

《让世界充满爱》LP封面

有趣的是，马丁·布伯的《我与你》也是在1986年被译成中文出版的，并且风行一时，曾经被称为一代大学生的《圣经》。一个后出的译本题作“我和你”，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歌就叫《我和你》，或许并非巧合。马丁·布伯教导我们如何以“我与你”的关系超越“我与它”的关系，在我与你相遇的时刻，让“我”的整个存在都沉浸在“你”的绚烂光华中。但他没有告诉我们，从现实生活中如何找到通向那个世界的路。可以确知的是，在接下来的九十年代中，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横扫一切，人与人的关系恰恰被锁定在了“我与它”的模式中。于是，我们轻易地便跌回自己曾经试图逃脱的工具性的人际关系。

以否定和超越现实为主导的八十年代的思考方式，带有它先天的局限性，因为我们对自己崇尚的理念还缺乏理论上的判断，也没有足够的历史参照和人生阅历对其做出检验。结果，反而往往以负面的方式被我们试图否定与超越的对象所限制和规定了。出自对组织看戏的反感，我们曾经毫无保留地为票房率做辩护，认为那是民意的最透明、最直接的表达。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对投票选举也信心十足，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1980年北大学生围绕海淀区一项基层公职，举行了公开角逐。我们班自告奋勇，在第二学生食堂外的一面墙上开辟了“快报”，定期发布相关新闻。为此全班都动员起来了，并分成几个小组，大家各就各位，随叫随到：有人负责采访和报道，不错过任何一场候选人的讲演和辩论；我分在编辑组，主要是统稿、编辑和抄写张贴，经常从白天忙到夜里，又连夜去刷墙报。我们怀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从事一项自信会载入史册的伟大探索，并且带着全部的热情和信仰，无条件地捍卫竞选的公正性和纯洁性。有谁见过那时的我们，想必会被我们的严肃态度和投入感给吓住了，或者觉得我们太过自以为是，甚至有些煞有介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即便是这样一个局部范围的竞选，也还是闹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公平竞选和民主投票远远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任何一个环节上都有可能出错，甚至会错得无法收拾。多年以后，通过近距离地观察美国的各级选举，我对选举制度的信心已经被消耗得所剩无几。质疑选举制当然不等于承认其他现存的制度更合理或更优越，麻烦恰恰在于，选举制一旦进入便无法退出，但它却缺乏自我改进的机制和前景，反而是每况愈下：大量金钱的涌入和大数据的操控，已无可逆转地扭曲了信息的流通、民意的形成和表达。此为后话，一言难尽。无论如何，海淀区的人选最终还是产生了。只不过他的最大功绩，据说就是提议为海淀区到城里的332号公共汽车线增加了几个班次。大小姑且不谈，总算是为北大师生谋了一点福利。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全国都处于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状态中，老百姓信心十足，对明天抱有极高的期待。这是一个蕴含了多种可能性的时期，分歧尚未凸显出来。我常常想，假如历史可以在那个瞬间上多逗留一会儿，那该多好啊。可是历史没有假如。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步伐，现实与期待之间开始拉开了距离，社会群体开始分化，社会心理也日益失去了平衡。首先是经济和商业领域中出现了个体户：有人放弃国企和国家事业单位的“铁饭碗”，开始以个体的身份去经商和创业，率先走上了致富之路。在此之前，邻居和同事都靠工资生活，收入相差无几，但现在开始面临体制外的选择。机会总是伴随着风险，有成功就有失败。可无论是民间的口耳相传，还是媒体的宣传报道，都是谁和谁又一夜暴富的好消息。更糟糕的是，电视上受访的精英们还在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理直气壮地嘲笑大众的“红眼病”。

大学校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早在1985至1987年间，国家就开始改变大学生由各级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的做法，逐步实施毕业生与招聘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到了1987年，甚至出现了大学毕业生被招聘单位退回的情况，国家统一分配的制度已经难以为续。双向选择给大学生提供了新的机会和自由，但处于转型时期，也带来了不确定性，造成了不知所措的惶惑、焦虑与不安。这给原本自认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和世外桃源的校园生活投上了一道心理上的阴影。那几年间，即便是在夜里，也经常可以听到有人在男生楼的水房里声嘶力竭地高歌一曲崔健的《一无所有》。后来，尤其是到八十年代最后两年，齐秦的《来自北方的狼》似乎后来居上，风头更健，令人想到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我在1988年8月底离开北京赴美留学之时，已经预感到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八十年代很快就要走到了尽头。短暂的八十年代，仿佛压缩了多重的历史时间。它能量爆棚，也充满了矛盾和剧变，常常令人眼花缭乱，并且在时代大潮的推动和裹挟下，失去重心和方向感。

回观八十年代，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远远不止那可数的三十多年。这或许也是因为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八十年代封存在了记忆中，很少郑重其事地将它重新打开。时间不可扭转，历史已经翻篇，我们早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八十年代呢？而提起八十年代，又究竟想到了什么呢？固然也有人通过记忆的过滤镜将其美化，化作一段无法收拾的乡愁，但八十年代之所以令人频频回顾，又正是因为它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刻上，的确绽放出了不一样的绚烂火焰。是的，八十年代不可重复，但仅仅是知道我们曾经拥有过那样一个时代，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确曾经是另一番模样，便足以值得珍惜，并发人深省了。八十年代所展示的巨大能量和爆发力，以及它所蕴含的全部复杂性与可能性，都将令我们在回首往事之际，感受久违的惊喜，并且由此敞开想象的天窗，去拥抱一个不同于当下的、更值得我们为之而向往的明天。

（此为删节版；本文英文版以“The University of the 1980s: Scattered Thoughts and Reminiscences on Literature”为题，刊于Neng能 and China’s Long 1980s, a special issue of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guest editors: Nicholas Bartlett and Ying Qian, volume 33 number 3 August 2025；纸质版刊于《今天》148期。）